2025年8月16日，全国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一级作家、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秦俊做客《中原会客厅》直播访谈节目，以“下笔如犁耙古今，化纸作田耕春秋”为题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围绕《大汉王朝》系列新书解读，串联起一场兼具历史深度与文学温度的思想对话，解码河南作家“扎根中原，书写中国”的创作特质。
秦俊
南阳，古称“宛”，有7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悠久，文风昌盛。在当代中国文学地域版图上，南阳作家群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占据着重要位置，姚雪垠、周同宾、二月河、周大新皆是其中翘楚，被誉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地市级作家群”。其中，秦俊作为一名从基层走出的历史小说家，以独特的创作路径和执着的地域文化书写风格，构建了一道别样的文学风景线。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学博士，也没有显赫的学术头衔，却以一系列深耕南阳、扎根中原、辐射全国的文学作品，完成了从普通公务员到著名作家的华丽转身。这种非同寻常的创作轨迹，使秦俊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从编史修志到文学创作
秦俊，1954年出生在南阳邓州白牛镇秦杨营村。1973年，19岁的秦俊在邓县白牛高中当代课老师。1978年，他为了参加高考，将原名秦文相改为秦俊，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曾前往南阳教育学院任教，同年调到南阳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秦俊在南阳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期间，成绩显著，把史志办管理成国家级、省级先进单位，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200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号召全国史志工作者向秦俊学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号召全国史志工作者学习秦俊的先进事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秦俊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他参与编修《南阳地区志》，负责全区修志工作，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十年间，他与同事始终秉持着历史的严谨与考据的精确，在文献典籍里寻踪，田野乡间中访古，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这段经历看似与文学创作毫无关联，实则为他后来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方志编纂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要求编修者既要有史家的严谨，又要有文人的情怀。秦俊在修志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丰富的地方史料，更培养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感。修志十年，他学会了如何从历史的缝隙中看到人的存在，如何从冰冷的事件中感受温度。这种历史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最显著的特色。
转折发生在1988年，地方志编纂工作告一段落，秦俊面临新的选择。多年与史料打交道的经历，他积累了太多无法在方志中呈现的历史细节和人物故事，这些素材在心中不断发酵，终于催生出他的文学创作冲动。不久后，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乱世枭雄——别廷芳外传》，这部小说可以看做他从史志编写向文学创作过渡的标志性作品。
《乱世枭雄》的创作过程体现了秦俊独特的创作方法。作品主人公别廷芳是南阳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曾主导宛西自治运动。在方志编纂中，关于别廷芳的记载只有客观冷静的几百字，但秦俊在收集资料时，却发现了大量鲜活的民间记忆和口述史料。他运用这些素材，以文学手法重塑了这个历史人物，既保持了历史真实性，又赋予了文学感染力。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让读者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另一种书写方式。著名文学评论家孙荪给予了该书高度评价：“秦俊的别廷芳，为中国的文学艺术画廊增加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像。”
随后，秦俊的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他鼓足勇气奋力一跃，放眼远望，视野愈加开阔，写作题材由南阳历史人物转为中华帝王。于是360多万字的《大汉王朝》系列，140余万字《春秋五霸》系列，420多万字《大宋天子》系列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基于扎实史料，注入文学想象，让历史人物从神坛走向人间。他笔下的刘秀不再只是史书上的光武皇帝，还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南阳子弟；他塑造的赵匡胤不仅是开创大宋王朝的太祖皇帝，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复杂人物。
秦俊部分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秦俊的历史小说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方志编修的背景。与其他历史小说家不同，他从不凭空虚构，而是采用民间视角、地域情感和文学想象相融合的历史叙事方式。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而是充满了地域特色和民间智慧的生活图景。在《光武帝刘秀》中，他不仅展现了刘秀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通过大量民间传说和地方风物的描写，将一个帝王拉回中原大地的具体时空之中。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使遥远的历史人物变得可触可感，赋予历史叙事温暖和生命力。
从卧居南阳到享誉国际
秦俊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南阳，这一点从未改变。他的书房窗外是南阳城的寻常街巷，作品里弥漫着中原大地的气息，笔下人物说着带有河南味的话语。就是这样一位从未刻意追求国际视野的作家，作品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文坛，成为国际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
秦俊的地域性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超越地域的潜力。在他的作品中，南阳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层次和文化记忆的精神空间。对南阳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再现，构成了秦俊文学世界的核心内容。从《大汉王朝》到《春秋五霸》再到《大宋天子》，秦俊通过历史小说的形式，构建了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通道。他笔下的南阳，是楚汉文化的交汇地，是帝王将相的孕育所，更是中原文明的精神缩影。这种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地方文学范畴，通过南阳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秦俊展现了整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推向世界。
1995年9月，秦俊出版长篇小说《伤兵东四郎》，记录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抗战结束后，日军匆匆撤退，伤兵石田东四郎被遗留在南阳南召一带流浪，后被南召县太山庙镇梁沟村农民孙邦俊收留。孙邦俊一家三代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顶着流言蜚语，挺过饥荒伤病，收留照料痴傻失忆的聋哑日本士兵石田东四郎47年。改革开放后，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历尽周折，最终于1993年使石田东四郎落叶归根。在石田东四郎的家乡增田町，当过20多年町长的石山米男赞扬南阳农民“至诚通天”。小说出版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将本书赠送给来河南访问的日本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日本有关人士为感恩善良友爱的中国人民，出资7000多万日元创办了南阳清酒厂和太增友好植物园。《人民日报》（海外版）载文《一部小说架起友谊桥》予以报道。《人文中国》日文版及日本华文报纸《关西华文时报》等发文介绍秦俊和他的作品。
秦俊小说《伤兵东四郎》
这部小说延续了秦俊一贯的地域化叙事风格，从南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善举入手，讲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宽容和大爱，但这种地域化叙事并没有限制作品的影响力，反而因为其独特性和真实性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
被誉为“解读历史的民间叙事派掌门”秦俊，至今已出版26部逾1000万字作品，畅销美、日、新加坡等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受到欢迎。《人民日报》（海外版）6次深入报道其人其作，新华社、中新社、新华网、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媒体均做宣传推介，成为继二月河之后再次被央级传媒密集推介的南阳作家。据中央电视总台海外频道领导介绍，秦俊在该频道播出12部著作，成为播出量最多的中国作家。
令人深思的是，秦俊本人却始终保持着南阳作家的本色，坚持用南阳视角观察历史，用南阳语言讲述故事。这种“身在南阳，心系世界”的创作状态，正体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普遍性不需要刻意追求，它自然地从真实、具体的地方经验中生长出来。
从乡土根脉到家国天下
秦俊的文学创作不仅成果斐然，也为他赢得了诸多荣誉。1997年秦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国家一级作家，2002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4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19年受聘为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的文学创作不仅收获了学界的认可，更得到了社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
部分秦俊所获荣誉
从公务员到作家的身份转换，赋予了秦俊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使他对民间生活、地域文化有着更为深切的体认。这种“官场”与“文场”的双重经验，使他的历史叙事既保持了官修正史的宏观视野，又不失民间野史的生活气息。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既有庙堂之上的功过得失，也有江湖之远的喜怒哀乐。这种双重视角，使他的历史人物塑造避免了简单化的善恶二分，呈现出更为复杂立体的人性深度。
透过秦俊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对故乡土地的深情眷恋，对历史文化的自觉担当。通过他的文字，无数读者得以窥见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他将尘封的地方史料、散落的民间传说、鲜活的方言土语融入历史叙事，使传统文化以文学的形式重新焕发生机，追溯过去，奠基未来。正如秦俊自己所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的是中国故事，是河南故事，是南阳故事。”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往往就在作家脚下那片熟悉的土地，就在那些被时间尘封却又生生不息的民间记忆中。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反而能够抵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核心。通过对地方历史的文学再现，秦俊不仅重构了中原文化的叙事谱系，更为我们展示了文学与历史、地域与全球、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另一种可能。
秦俊在书房创作
如今，秦俊虽已年逾古稀，但创作活力不减。他仍住在南阳，仍写着南阳的历史故事。在《中原会客厅》的采访中，他引用庄稼人面对干旱时“看着庄稼旱死不管，那就是坏了良心”的质朴箴言，将其升华为自己的创作信条：“书本就是作家的庄稼地，书写不好历史，同样是坏了良心。”他以文学创作的“庄稼人”自居，用文字搭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无数读者通过文学这座桥梁，了解中原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这就是秦俊，一个从方志办公室走出来的作家，一个用南阳话讲述中国故事的说书人，一个让地方性写作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探索者。
（本文作者：胡雪莹18236787536）